從唐朝文化到宋朝文化的轉型，自然有其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動因。而這種基礎性的變更，早于中唐便已初見端倪。主要表現在世俗地主取代門閥地主，成為歷史舞臺的土角，這一態勢到北宋被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確定的推演。
有宋一代，“白衣卿相”為數眾多，文人士人人在重文輕武的國策，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再者，宋代建立的宋明理學最終成為維系皇權的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它深入人心，完成了思想上的大一統另一方而，中國宗法文化在兩宋得以創造性重建少卜有所加弧，這與受到宋代統治者的人力支持是分不川內。
宋詞、宋文、宋畫，以及宋代理學造就了一個精致遼闊而又等級森嚴的世界，而在這一世界之外，另有一種文化形態迅速崛起一一這就是熙熙攘攘的經濟生話、人頭攢動的勾欄瓦舍中成長的野俗生動的市民文化。這同樣緣起于公元年的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造成了唐代空前的離亂，給帝國朝廷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統治者不得不求援于糧鹽的轉運，不得不容忍商人活躍的發展。于是，中唐以后，商人資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起來。
到了宋代，商人階層一與商人資本的發展，造成城市擴大，市場活躍，城市人口擴張，導致社會結構悄然發生巨大變化。這在兩宋都城表現的尤為明顯。
兩宋都城分別是汁京和臨安，兩京人文薈萃，商賈云集，都市生活蓬勃發展。與唐代長安最大的不同是，由于城市經濟的發展，已經打破了市坊之間和市場開放時間的限制，市場散布于城市各處。并且，形成了專門供市民娛樂的場所。
勾欄和瓦肆，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很大的進步。以二這些潔況，我們今大從當時的藝術、文學作，如比宋張抒端的《清明上河圖》、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南宋周密的《武林舊事》、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均可體會到當時的盛況。
兩宋社會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迅速崛起導致了宋代文化中“世俗化”的因素大大增加，這是宋型文化與唐型文化最人的區別之一?！笆浪谆北憩F在宋代文化的各個方面。文學方面，宋代的作品表現出與唐代大相徑庭的意趣。
從唐宋文學作品的代表形式唐詩和宋詞我們便可窺一斑而見全豹。唐代是中國詩歌成熟的時代，唐人通過對漢魏、齊梁詩歌傳統的涵容與創造性消化終于推出了色彩濃烈、感情激蕩，“風骨與聲律兼備”的唐詩，光耀千古、澤被后世而宋詩主意主理，表現出不同于唐詩的意趣。
晚唐“詩衰而倚聲作”，詞登上了文壇，并成為宋代文學的主要樣式。宋詞起源于民間的市井歌謠其早期的題材也以表現市井情態為主，語言也很是直率理俗，少有修飾。經蘇軾、周邦彥對詞的典雅化、文人化的工作，至南宋又有引人注目的發展，“詞至南宋始極其”，詞的文人化更向典雅精致的方向發展。
然而，民間詞、文人俗詞在宋詞中仍，有很大比重和重要地位?？傊?，詞的發展脈絡是與宋代文化的演變一脈相承的。
最值的一提的是女性美成為觀音特征之一也是在宋代形成的。就繪畫方面來說，唐代是繪畫的極盛時期。這一時期的畫壇，題材深厚，風格多姿多彩，各畫科生氣蓬勃人物畫輝煌富麗，豪邁博大山水畫金碧青綠，山水交相輝映花鳥面也登畫壇，規模初具宋畫則亦'宋司之雅，文人卜人大以·種自`覺的群體意識投入繪畫，把其納入文人生活圈。
由此，“文人畫”觀念和理論被提出，“文人畫”止式登上舞臺。除了格調高雅，熔寺弓畫為一爐的文人畫外，宋代俗畫也取得了很人成就，如北宋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金明池龍舟爭標圖》，分別表現了汁京市民生活和皇帝的宮廷生活。
總之，與唐畫相比而言，宋畫較多注意寫實，且筆觸細膩，反映了宋型文化與唐型文化的顯著區別?！笆浪谆笔侵袊鸾痰目傏呄?。早在中唐晚期，唐代的佛教文化就開始逐漸走上大眾化的趨勢，一些高深繁瑣的經論講述為一般信徒所摒棄。
流傳到宋，這種趨向大大增強。佛、道、孺三教合流的趨勢在這時更加明顯，進程也大大加快。北宋立國之初，王朝制定以儒治國的方針。真宗、仁宗等兒位皇帝多次渴孔廟，給孔子加溢，加封孔子后人。所以，在宋初儒學大盛的情況下，許多文人，如歐陽修等認為佛教消極避世。
二程在這方面有不少論述。其實，早在道學家發出這些譴責之前，佛教的主流就已經鮮明地呼喚佛徒們回到世間來了。北宋禪僧大力倡導的“文字禪”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趨勢禪宗自開創起，一向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為準則，禪僧只憑心領神會禪宗妙意，以佛徒內心自己的覺悟證得正果，稱之為“內證禪”。
北宋時，杭城眾多禪僧整理大量的語錄、公案、褐誦、禪詩，倡導從“內證禪”向“文字禪”轉變，其中如宋初的永明大師延壽，此后有明覺大師重顯、明教大師契高，孤山法師智圓等均有佛教經典著作，至南宋大慧宗果使“文字禪”達到頂峰。這樣，在擴大禪宗影響的同時也促進了佛教的世俗化。
也就是這個延壽，曾力圖改變唐末五代普遍流行于禪宗中的放任白然、不問善惡是非的風氣，提倡禪、教統一、禪與凈土統一，要求佛教回到世間，參與到地方工政中去。把“王法”倫理化和學術化了的是王朝提倡的儒學，主動向儒學靠攏，力圖作為孺學不可或缺的補充，就成了宋代佛教依附王法的理論方向。
因此，佛教的世間化其實也就是佛、儒二家的融合。宋代儒學與傳統儒學的一個重要不同點，是突出地強調忠孝了義。在這種趨勢的影響下，從兩宋之交開始，很多僧人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去。
如，比宋末年的廬山祖印吶禪師以精通軍事而名聞當朝，圓通別釋《孫子·魏武注》所未注者著《禪林僧寶傳》的僧惠洪，與當時反對蔡京、主張變革的張商英結交，最終被流放朱崖今海南靖康之恥，宗澤留守汁京。
建炎三年年，金兵攻破杭、越、明諸州，眾僧遍頌“報國安民'，大力鼓舞抗金十氣律主元肇被虜，行至京口自殺身亡，以身殉國南宋立國之初，宗朵因參與張九成反秦檜和議被氏流衡陽。
在這種形勢下的佛教，新意不多，但社會意義則應當刮目相看。對文人士大夫影響也很大。士大夫經常與僧人交往，或者直接筑庵，參禪念佛有名的張商英以“喝祖罵佛”來表達白己獨立的人格，就跟蘇軾寄希望于“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
宋代佛教在引進“大卜國家”和“忠君憂時”的同時，開辟了一占代佛教愛國土義和民族主義一途，這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是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但是，另一方面，由此也徹底結束了佛門與王者分庭抗禮的時代，僧尼必須絕對臣服于君士的權威。
這是中國佛教世俗化的一個重要表現。不可否認的是，宋代佛教的世俗化，當然也會必不可少地帶上當時各種社會世態。首先，宋代佛教的“世俗化”突出地表現為僧人的世俗化。在宋代這樣一個以偏治國的王朝里，文人士大夫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
這當然有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深層原因，但是客觀上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文化氣氛比以往歷朝要濃許多。比如，號稱“奉旨填詞柳三變”的柳永每有一首新詞出爐，很快勾欄瓦肆就開始傳唱，據說“凡有水井處，便有柳詞”。
在這種社會風尚的影響一下，宋代僧人的世俗化很大程度地表現為“知識分子化”，富于文化修養的僧人大量涌現。當然，這種有相當文化素養的僧人并不只是到了宋代才出現一一至遲在中唐時，這種兼有僧人和詩人雙重身份獨特的知識分子就己經出現了。
唐代著名詩僧皎然既是詩僧，又是“茶僧”，除有《詩式》五卷傳世外，還著有有《儒釋交游傳》及《內典類聚》共四十卷，《號嗽子》十卷，另有《抒山集》十卷、《詩式》五卷等傳世?？盀橛刑圃娚N楚，一代之偉才稍晚一些寒婦、拾得有大量詩歌傳世。
并被后世神話為和合三仙，其他還有詩僧齊己、王梵志、景云、韜光、浩初師等，均有詩作傳世五代有“詩名畫皆奇絕”的名僧貫休到了宋代，這種文化僧人大量涌現，不僅出現了詩僧，還出現了分別以棋藝、畫技、書法著稱的棋僧、畫僧、書僧，他們中間的一些與當時的很多文人，如蘇軾、黃庭堅等有著深入的交往。
著名的“宋初九詩僧”有劍南希妊、金華寶逞、南越文兆、天臺行肇、沃州簡長、貴城青城惟風、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其中之一的惠崇在繪畫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有《溪山春曉圖》傳世，蘇軾專門為此畫作詩《題惠崇春江晚景》二首詩僧惠洪在京城結交了黃庭堅。
他對惠洪的人品和詩歌十分贊賞，給予高度評價，一時間名重京華，譽滿大江南北，有多部著作傳世此外，比較著名的還有秦觀的老師參寥、蘇軾的至交佛印、堯節、壽寧、希坦、道潛、道通等等。在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下，臨安也不例外。
其次，宋代佛教的“世俗化”還表現為僧人的生活帶上當時的各種社會世態，這種情況在南宋臨安表現得尤為突出。由于宋代城市經濟的繁榮，城鄉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強烈刺激了佛寺經濟與世俗社會的聯系，使佛寺經濟也變得十分活躍。建立于隋唐的“無盡藏”，被擴充成了純粹商業性的經營，被稱為“長生庫”。
佛寺還普遍開設了店鋪、倉庫、碾皚等商業性服務項目，發展營利事業。與此相適應，佛寺內部職事得分工日趨細密，上下等級界限更加清晰，禪宗初期的平等關系不復存在。即使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佛寺，也顯示出了莊園經濟的規模。
南宋臨安，統治階層建立的“香火院”眾多，這些“香火院”跟一些名寺一樣有著他們賜予的大量土地，這些土地被佛寺租給佃戶耕種，佛寺坐收漁利。寺院生活與世俗生活在經濟和政治上日益接近，一些農村和邊遠地區的僧侶，甚至可以娶妻生子，而人們也習以為常。
不可避免的是一些僧人也染上了世俗的毛病，喝酒吃肉只是小兒科，徽宗時的妙應和尚，佯瘋奔走，飲酒食肉，不拘戒行，人稱“瘋僧”?？磥怼端疂G傳》里的“花和尚”魯智深也是有現實原型的。更有甚者，競然搶民女。
據載，南宋初紹興中，殿帥楊存中特地建鹿苑寺，以處外地流寓僧人。一年元宵，寺僧把來寺觀燈的殿前司將官妻子和兩個女兒引誘至密室，強行與之同寢。東窗事發后，殿帥府盡誅寺僧，毀其寺。
《緒門警訓》說“近世出俗無正因，反求他營，不崇本業，唯圖進納，預濫法流?！碑敃r僧侶“所在之處，或聚眾二一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飯食豐濃，寮舍穩便為旺化也?！边@些遭到時人的尖銳地抨擊“今之釋子，皆以勢力相尚，奔走富貴之門。
歲時伏臘、朔望慶吊，唯恐居后，遇貧賤雖道途，曾不回顧。'川`'這反映了當時的社會世俗對佛教寺院生活的滲透力是多么巨大。想來，素以“清凈、行善”為準則的佛門弟子，也是魚龍混雜，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當然，在這場世俗化大潮中，依舊正直忠勇的也不乏其人。比如，民間故事中盛傳的“濟公活佛”，就是其中一個。濟公，法號“道濟'，，俗名李心遠，字湖隱，浙江天臺人，南宋紹興十八年年二月初八生，他在十八歲時拜靈隱寺瞎堂慧遠為師。
因為“風狂不傷細行，飲酒食肉，與市井浮沉”“不守戒律，如醉如瘋”，被人稱為“瘋僧”，頗受僧眾攻擊。而瞎堂則寬容地認為“佛門廣大，豈不容一癲僧”。自此人皆稱之為“濟顛”。他息人之凈，救人之難，戲謔笑話，神出鬼沒。人們稱他“非俗非僧，非凡非仙”，于是將其神話為“羅漢”。
嘉泰初年年，道濟遷往南屏凈慈寺，拜該寺第二十代住持德輝為師。嘉泰四年年，凈慈寺大火被毀，德輝禪師隨火圓寂，道濟立誓要重建凈慈，外出募化，據說在嚴陵以壯裝覆蓋諸山，山木自拔浮江而下。所運之木，由凈慈寺香積井浮出，該井遂被稱為“神運井”，至今猶存，成為凈慈寺古跡之一。
后世流傳甚廣的濟公傳說就是根據道濟的事跡敷衍而成。第二，宋代佛寺經濟的繁榮也是該時期佛教世俗化的一個重要體現。宋代的疆域僅限于，'熊云十六州”、陜西南部、甘肅東南部一線以南，其北相繼有契丹族建立的遼王朝與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西北有黨項族建立的西夏，西有吐蕃，西南相繼有白族政權南詔和大理，盡失漢唐故地。
其國土雖小，財政開支卻相對以往任何王朝都大，而且國力屏弱，農民運動伴隨王朝始終。尤其到了南宋，淮河以北領土盡失，僅剩下半壁江山，經濟形勢更比以往嚴峻。宋王朝之所以能夠在異常艱難中支撐下來，與不斷開墾新的耕地有直接關系，也與國家向寺院收納賦稅和醬賣度碟等開源一丫流的措施有關。
僧侶是造荒的重要力從，珊碟制度義為寺院持續持續地增加了勞動力，這在一方面大大促進了宋代佛寺經濟有了新的發展，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加快了佛教的世俗化。南宋定都臨安以后，皇帝顯貴常去寺院進香、祈雨。
每次都是規模甚人，賞賜也一卜分豐富。另外，皇親國戚、地方官吏、巨商富賈，'建功德院、香火院數量巨大。南宋臨安佛寺經濟的這種匕速發展，與唐代開始的那種完全閉塞的山林經濟完全不同，其帶有深深的世俗化的烙印。
另外，宋代的“珊碟”制度也在客觀上助一長了當時佛教的世俗化程度。頒發度碟的制度，始于唐代。它原是出家僧人的一種“許可證”。有此證件的僧人，才是“官度”僧人，才有合法的出家身份，得到官府的承認否則，便是“私度”，不合法這種宗教“證件”原是一種出世的雜物?？墒?，在唐代，它就已經開始商品化，已經含有“銅臭味”了。
史載，從“安史之亂”開始，唐代曾發生過三次“豁碟”事件。然而，在唐代，簧碟事件還是只有少數幾起，到了宋代，這幾乎變成了“家常便飯”了。北宋中葉以后，原來只是一種僧人身份證的度碟，不僅逐漸變成商品，而且還變成了貨幣。
那個時期，宋王朝國事日卜，財政拮據，以至不得不把度碟，當成商品、甚至貨幣來用，把醬賣度碟當成朝廷非常重要的財政支付手段。僅神宗熙寧元年年以后的北宋王朝年中，朝廷胃賣度牌竟達次之多，幾乎平均不到兩年就有一次宋室南渡之后，僅僅高宗朝年間，朝廷就醬賣度碟次左右，不到三年就有一次。
而且，孝宗朝時期，朝廷竟然開辦了度碟的“一專賣市場”淳熙年間一年，度碟價格不斷上漲。以后，朝廷日危，度碟價格也日高。度碟簡直成了南宋，廷的命根子。這一情況農明宋工朝不僅在精神利川宗教，而且在財政上也利用宗教。宋王朝的這一不正常的手段在客觀上也大大加速了當時佛教讓俗化的進程。
綜上所述，在當時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總體趨勢影響下，佛教的“世俗化”進程在宋代大大加快。這在南宋臨安的佛寺和寺僧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僧人的知識分子化、世俗化，佛寺日常生活的世俗化，以及佛寺經濟的飛速發展，無不反映了這一情況。
臨安佛教世俗化進程的大大加快，使佛寺日常生活與世俗生活日益接近，也就成為當地旅游繁榮的一個動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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